抑郁症，一个大家熟悉又陌生的名词。据世卫组织统计，目前中国的抑郁症患者达5400万人。对于这个群体来说，他们情绪有时无法自控，失眠、焦虑、莫名的哀伤甚至导致自残、自杀，于他们而言，似乎任何一件小事，都能让自己走向深渊。

资料图：南京志愿者街头“求拥抱” ，呼吁关爱抑郁症。

带着面具的生活：你不会发现我是个病人

辛拉(化名)的办公桌上，长期放着一个药盒，里面装着15颗舍曲林(抗抑郁药物)，这是她一周5天的药量，每天3粒，一周吃完，再装新药。提醒辛拉吃药的闹钟每天下午4点准时响起，她一天也不敢落下。

这一切都始于今年3月，辛拉在北京安定医院被确诊为重度抑郁。

何为抑郁?有着十余年心理科工作经历，现任广东省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健康促进与管理委员会秘书长的胡三红给出定义，抑郁症属于情感性精神障碍疾病，常伴随焦虑发生。临床体现为“三低”——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动力不足，且持续至少2周以上。

胡三红解释说：“抑郁症首先是病，如果你发现自己对万事都提不起兴趣，莫名感到悲伤，消极厌世，害怕社交、入睡困难，甚至有自残自杀行为，那么你很可能罹患了抑郁症。但其发生的原因，医学上并未找到根源。”

辛拉也觉得自己找不到病因：“我问过自己，怎么会这样，但我也不清楚，我的生活条件其实并不差。”

实际上，辛拉的生活境遇和常人并无两样。硕士毕业留京工作，只要勤奋一点，每个月工资也能上万。双亲有着稳定的收入，身体健康，在老家有车有房。她告诉记者，自己以前一直是父母的骄傲，不敢说优秀，但也算过得去。

“如果我不告诉你，你一定不会发现我是个抑郁症”。为了把这份父母的骄傲延续下去，辛拉选择隐瞒一切，带病工作。从事新媒体工作的辛拉，每天都忙于写稿。“突发新闻，话题稿件，几乎每天都有文章写，有时候甚至一天写完两篇。”

为了保住这份还算体面的岗位，辛拉顾不得医生叮嘱的多休息，多放松。领导安排的外采从不拒绝，哪怕暴雨或暴晒，只要有任务，她都即刻出发。“做媒体的，哪有不吃苦的啊!”辛拉笑着说。

辛拉被确诊为重度抑郁。 受访者供图

促使辛拉努力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个无能的人。在她心里，每多写出一篇稿件，她就多被这个社会需要一次。“社会需要你，才证明你不是那么一无是处。”辛拉解释说。

和辛拉一样，坚持带病工作的还有王十二(化名)。 本硕均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他，在今年6月拿到了某车企的入职通知。生活一切都按部就班地上演着，但王十二却陷入了无限失眠和无限低落的情绪旋涡。

5月21日，他一夜未眠。第二天，又一夜未眠。连续48小时的无眠状态让王十二意识到，自己的脑子出了问题。

第三天傍晚，王十二的朋友圈更新了一张黑白照片，5盒普兰片(抗抑郁药物)不规则地散在桌面上。那一天，他被确诊为重度抑郁，也自那天起，王十二朋友圈里的大部分照片，都变成了黑白颜色。

“左手是确诊病例，右手是工作机会，我能怎样呢?”王十二吹了吹额头的刘海：“当然是隐瞒病情，好好工作。”

尽管携带着一场“情绪感冒”，但王十二依旧通过了清华的毕业答辩，融入到职场生活，还给自己额外找了兼职的工作。“该画的图我能画，要写的方案我能写，我不说，谁看得出来我有什么抑郁症?”王十二说。

王十二在朋友圈发布抗抑郁药物。受访者供图

濒临崩溃的挣扎：在地铁上哭泣，拿去刀片犹豫

对于背负着抑郁症的年轻人而言，难的不是隐藏情绪工作，难的是当病情爆发，抑郁来袭之际，那糟糕透的情绪、无法自拔的消沉，如山崩地裂般，给这些青年的内心沉重一击。

据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报告：抑郁症的最坏后果是可能导致自杀行为，这是目前15-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

现实的确如此。辛拉就回忆起了一段过往的发病经历：那是在她生日前一天，她知道无数的“生日快乐”会向她奔涌而来。但由于重度的社交恐惧，这些祝福都成了负担。

为了逃避这些问候，她把手机调成静音，不再打开任何聊天界面，尽可能屏蔽所有联系。就这样，辛拉一个人沉默地躺在床上，呆望着天花板，希望这个她曾经无比期盼的“纪念日”，能迅速过去。

等到生日来临的午夜，她终于点开手机，却发现自己漏接了妈妈打来的无数个电话。辛拉的情绪瞬间崩溃，眼泪夺目而出，她责怪自己不孝，责怪自己无能，责怪自己该死，但她却没有丝毫勇气给爸妈回个电话。

“大概这就是抑郁症吧，一件小事，就能摧毁所有情绪。”辛拉说。

情绪陷入冰点的辛拉，面无表情地走进厨房，拿起一把水果刀，往自己的右手手臂划拉出一道伤痕。那是她第一次走向极端，而当伤痕涌出血色时，她终于平静下来。“疼痛是一种惩罚，疼痛过后，我才能觉得自己赎了罪。”辛拉告诉记者。

在病情折磨下走向极端的，不止辛拉一人。王十二的左手手臂，也留有疤痕。但和辛拉不同，王十二的自残，是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

他告诉记者：“发病时，我能意识到想死的念头在脑海里盘旋。我知道不能这样，所以我选择自残，这样才能让自己保持冷静。”

除了留在手臂上的伤，抑郁症拿走了年轻人大部分的快乐体验。辛拉告诉记者，自己曾一度不敢乘坐地铁，“很多次站在车厢里，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没有任何原因。”

承受抑郁症困扰的群体，远不止辛拉和王十二两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已有超过3亿抑郁症患者，近十年来增速达到18%。其中，中国就有5400万患者。

胡三红医生的接诊情况也印证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结果。胡医生介绍，仅在上个月，他接诊的抑郁症患者就有150人左右。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抑郁症带来的潜在损伤。据世卫组织的报告，目前抑郁症已被列为致残的首要因素之一。

但无数抑郁症患者，却只能生活在面具之下，不敢说出病情，更不敢大声哭出声音。

沉默的病耻感：我不是脆弱，也不是神经病

辛拉和王十二，都是带着面具生存的抑郁症群体之一。

面对左手残存的刀伤，王十二在炎热的7月还穿着长袖衬衣。“我得把伤疤遮住，不想被任何人看见。”

在办公室里，王十二并不是一个多话的人，尤其是感觉快要发病时，为了掩人耳目，他必须减少行为，减少思考，静坐在电脑旁一动不动，这样就不会有人察觉到他不对劲。

类似的经历也发生在辛拉的职场之上。坐在会议室里开会的她，感知到抑郁情绪来袭，也不敢站起身来走出会场，而是咬住自己的食指，让自己在疼痛中恢复正常。

“我习惯了带着面具生活，不能让公司看出我有抑郁，不然丢了工作怎么办?”王十二说出了自己隐瞒病情的理由。

而对于辛拉而言，让她不敢“开口言病”的原因，是深深的病耻感。“我怕别人说我矫情，说我想太多，说我脆弱，但我真的只是生病了。”辛拉说。

针对这一现象，胡三红医生提出，大众应该有个普遍认知，抑郁和感冒发烧一样，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病，不是常人理解的不开心，意志力薄弱，而是体内身体指征发生了异常。“我们不应该对他们抱有偏见，更不该觉得他们是应该被隔离的精神病人。”

实际上，对抑郁症患者的关爱和治疗，近年来也逐步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例如：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就明确要求，加强对抑郁症、焦虑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加大对重点人群心理问题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力度，提高突发事件心理危机的干预能力和水平，全面推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此外，原国家卫计委等22个部门共同印发的《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也是我国首个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宏观指导性意见。文件明确了专业社会工作参与心理健康服务的路径和方法，强调了专业社会工作在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完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面对抑郁症患者，消除他们的自卑，清理他们的顾虑，让“病耻感”不再沉默，让精神健康得到重视和及时的治疗，不仅是患者和医院之间的配合，更是全社会对抑郁症群体的重新定义和认识。

直面抑郁：这是病，请确诊，请治疗

如何做到重视抑郁症?在胡三红看来，首先要做的就是及时确诊。他向记者介绍了目前医院方面的诊断标准“临床4维度”;

症状标准：即情绪上符合“三低”原则。

程度标准：即根据影响生活、认知等方面判定轻、中、重度抑郁。

时间标准：即持续时间是否在2周以上。

排除标准：即排除是否是由于甲状腺功能减退引起的抑郁情绪。

胡三红提出，现代医学已建立起了较为科学的判断标准，患者不宜自行在家评判，而应及时去医院，进行专业测评。

而对于这一疾病的诱发机制，长期从事心境障碍研究，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陈依明医生告诉记者，目前医学界还没有查明抑郁症发病的具体原因。

但从诱发机制来看，抑郁症属复杂的多基因遗传疾病，若其“两系三代”家人有罹患抑郁症的，那么他患病的概率就会高于常人。

胡三红提出，医学上将遗传类别归属为“原发性”抑郁症，也即无缘无故地出现病症，主要是由于体内的5-羟酸胺、多巴胺、肾上腺素等水平过低，脑内控制七情六欲的神经递质紊乱，故而引发情绪波动，而这也往往更难治疗。

但能找到诱因的抑郁症，相较于“原发性”抑郁症来说，只要能及时解决诱因带来的困扰，则抑郁症状能减轻很多。

至于抑郁症的治疗，河南省心理学会积极心理学副会长刘立新称，应采取药物调理，心理辅导双重治疗。

“从目前接诊的抑郁症患者来看，药物治疗和心理辅导的效果最佳，基本都能达到临床痊愈。”刘立新介绍。

作为患者的家人朋友，在面对抑郁症患者时，刘立新认为，陪伴是最佳措施，对于一些患者而言，鼓励、劝服、安慰反而适得其反。

“多跟他们说‘没关系’，其实更能缓解他们的压抑。”刘立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