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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只卖蛋不卖鸡”

2020-01-07 08:28:07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世界袜都的“三级跳”

从“袜子”到“袜业”再到“袜艺”,中国袜业主产区转型升级调查之诸暨篇

2019年10月23日,在诸暨市大唐街道一家制袜企业的智能生产车间,工人驾驶平衡车查看袜机生产情况。新华社记者韩传号摄

■编者按:

袜子很轻巧,坊间流传“10亿双袜子换不来一架波音飞机”,喻示传统制造业利润已“薄如刀片”;袜子很厚重,它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还关乎这一庞大产业众多劳动者的生计。

在中国袜业版图中,浙江诸暨、义乌和吉林辽源呈“三足鼎立”之势,业态各具特色。近年来,以低廉劳动力、低端产品、低价竞争为主的扩张模式,遭遇国内人口红利消失、全球产业转移加快等多重挑战,一些传统产业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局。

从手摇袜机到智慧工厂,依靠科技创新为传统产业赋能,成为袜企谋变求生的共识。作为中国草根经济生存状态的缩影,这三大袜业主产区的转型升级之路,对国内袜业影响之大不言而喻。

记者历时数月,辗转三地采访调研,直面产能过剩、成本上涨和品牌弱势等袜业痛点,聚集转型升级实践经验,探求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路径。

本期推出第一篇报道《世界袜都的“三级跳”》。

从空中俯瞰,浙江诸暨大唐街道的“袜艺小镇”,犹如一只巨大的“袜子”铺陈开来。

这种将土地规划做成袜子形状的大手笔,更多来自于当地政府的雄心——2015年,大唐镇(现已撤并为大唐街道)宣称3年投资55亿元、规划面积2.96平方公里,创建全球唯一以袜子为图腾的“袜艺小镇”。

从“袜子”到“袜业”再到“袜艺”,每次不过一字之差,但对于这个“因袜而兴”的工业重镇,则意味着产业变革“三级跳”。

上世纪70年代末,一些大唐农民白天在生产队出工,晚上回家偷偷织袜子。当时,一双袜子能赚一块钱,在生产队劳累一天才赚4角钱。这些为生计所累的地下织袜户,从中看到了致富希望。

一时间,这支游走于灰色地带的队伍,也在“围追堵截”中日益壮大。大唐袜业高峰时,聚集上万家企业、数十万名从业人员。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从此“和全中国人的脚攀上了关系”,并赢得“世界袜都”的桂冠。

至今,仍有媒体报道称,“大唐的风中还飘散着很多靠袜子发家的神话”。

2014年,大唐袜子产量突破258亿双。据称,全球每四双袜子中,就有一双产自大唐。当地大批靠贴牌代工为生的袜企,却深陷产能严重过剩、低价恶性竞争的“怪圈”,一双袜子只赚几分钱。

作为全球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大唐袜业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由“智造硅谷、时尚市集、众创空间”三大区域构成的“袜艺小镇”,被寄予“重构袜业、重塑大唐”的厚望。

未来“只卖蛋不卖鸡”

一年前与蒋雷钟见面时,他边褪下塑料模特身上的连裤袜,边压低嗓门说:“我们这款独家产品,正反面都没有线头,图案可以达到刺绣的效果。”

大唐袜业“高手”云集,往往瞥一眼便知门道。在这款名为3D双面无缝提花袜批量上市前,老蒋是轻易不肯示人的。

“未来‘只卖蛋不卖鸡’。换句话说,只卖袜子不卖袜机!”他望着新研制的铁家伙,自信满满地告诉记者,目前连行业内最知名的意大利设备企业,也只知道其技术原理,却做不出同样的机器。

“我们申报了多项发明专利。”为了研发新式袜机,老蒋和团队9名工程师,花费4年多时间反复摸索,技术才逐渐成熟。用他自己的话说,连“棺材本”都垫进去了,老伴没少埋怨他。

1995年“下海”的蒋雷钟,此前是上海国营袜厂车间副主任,几经辗转来到大唐镇。当时,大唐已是全国闻名的袜子生产基地,号称活着的万国袜机“博物馆”。这位修理技术精湛的上海人,很快扎下了根,培养出一批批袜机修理工。

“过去抢着学修理,现在没人学了。”蒋师傅操着上海口音,说话不紧不慢。不过,他认为这就是进步。现在袜机自动化程度提高了,年轻人应该干更有价值的事情。

袜机是带动袜业升级的火车头。袜业发展催生了袜机革新,而袜机的革新又推动了袜业的发展。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2010年,大唐袜机经历了手摇袜机、小电脑袜机和全电脑袜机三个时期。

即使采用全电脑袜机生产,仍不能解决袜头缝合的技术难题——一只只从流水线下来的袜子,袜头敞着口子,看起来像袖套一样。

缝合袜头是袜子生产的一道重要工序。机器盲缝速度快,但袜头处会有一道突起的线棱。还有一种叫无骨合的手工对目缝合,可以保证袜子的品质感和舒适度。

与外商打赢专利官司

当时,进口织缝翻智能化一体袜机技术已经成熟,既能实现全自动生产,又能达到手工对目缝合效果。但接近30万元的售价,让中小袜企吃不消。

从2011年开始,浙江海润精工有限公司、浙江叶晓针织机械有限公司等袜机制造企业,将研发方向锁定在智能化一体袜机上。

早年靠经营进口袜机淘到第一桶金的杨志林,是浙江嘉志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2013年,他认准了智能化一体袜机的市场前景,便带着几位工程师,夜以继日地开展技术攻关。

“为了防止技术外泄,门外还拴了一条大狗,警惕地盯着来往的陌生人。”杨志林笑着回忆。

然而,如何打破国外企业专利技术的垄断,又要遵守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成为大唐袜机制造企业必须跨越的一道坎。

“我们和国外厂商打了两年官司,现在终于打赢了。”杨志林并不避讳过程的艰辛和复杂。

浙江叶晓针织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顾晓东坦言,为了规避专利纠纷,专门成立了研究团队。他还找律师请专家,帮助当地中小企业应诉。

这些袜机企业研发的智能化一体袜机,改变了我国高端袜机长期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从2015年开始,大唐袜企纷纷用上本地企业生产的智能化一体袜机。

在替代进口之前,从意大利进口同类袜机价格约为30万元一台。“我们产品上市后,对方价格直降三分之一。”顾晓东告诉记者,国产袜机售价仅为10万元左右,性能能与同类进口设备媲美。

目前,诸暨智能化一体袜机的年生产能力6000多台,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化袜机生产基地。

记者几次问及袜机成本,老杨始终笑而不答。“今年的新款设备明年就成了老款,赚了点钱就投到研发上面了。”杨志林说,大唐这几个袜机厂,彼此都知根知底,稍微一放松就会被对手超越。

“世界袜都”何以易主

2015年6月,浙江省首批37个特色小镇创建名单正式公布。大唐的“袜艺小镇”,成为全国唯一以袜子为图腾的特色小镇。

此前,“国际袜都”是大唐最叫得响的名片。早在2003年,以大唐镇为核心的大唐袜业,年产袜子80多亿双,产值130亿元。产量占当时国内市场份额65%、国际市场份额35%。

当年如果不是西方媒体的报道,这些一心埋头苦干的大唐农民,并不知道“国际袜都”的桂冠,已经被人戴在自己头上了。

2004年年底,《纽约时报》记者戴维·巴博扎写道:“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别的人都不可能想到,产业集群会从社会主义制度中演变出来,并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小镇上率先垂范。”

2005年,《洛杉矶时报》发表“中国的战略使它在袜都之战中占据上风”的报道,称这个江南小镇挫败了有百年袜业史的美国小镇佩恩堡,“世界袜都”从此易主大唐。

美国亚拉巴马州佩恩堡镇,从1907年生产袜子,其产量一度达到了全世界的八分之一。2004年,大唐产袜90亿双,佩恩堡只有10亿双。

相较大唐镇,无论规模、成本还是产业密度,这个美国南部小镇都无法比拟。以同样质量的厚底袜为例,大唐镇每双成本只有27美分,佩恩堡则需要41美分。除了廉价的设备、原材料和劳动力优势外,大唐对产业集群化的利用,是对方完全不能望其项背的。

若干年后,佩恩堡一位袜业商人回忆当年小镇衰落情景时说,“就好像有台吸尘器,把所有的人都从镇上吸走了一样”。

荣光不再的佩恩堡,眼看着一个叫大唐的国际袜业巨头,在遥远的中国小镇上崛起。

小到袜机螺丝都能生产

去年,吉林辽源袜商初治俭,决定将工厂搬到了大唐。

“搬个家不容易呐!”正忙着调试新设备的初治俭,连续感叹了好几次,“我把那边的袜机全卖了,连老婆孩子拖家带口的,还有七八个技术人员全带过来了。”

在辽源时,初治俭生产的“卓步凡”系列童袜,成功打入大润发等商超。尤其在河南、河北两省,销量一直不错。然而,受限于地域产业环境的制约,品牌提升尤其艰难。

与其温水煮青蛙一样熬,不如换个环境放手一搏,初治俭之所以选择大唐,是因为这里的产业链完备,“小到袜机螺丝都能生产”。

晚饭时间已经过了,来自河南的苏女士和年迈的婆婆,还在忙碌着翻袜子。这间屋子里,摆放着五台簇新的缝头袜机。

“手工翻一双袜子的价格,前年是1分1厘,去年涨到1分2厘。”苏女士说,别小看这1厘钱,对于纯加工企业来说,一年下来差不少钱呢。

“生意越来越难做,可如果连这里都没有活儿,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对于来大唐二次创业的决定,苏女士并不后悔。

2014年,大唐袜业进行过一次“三合一”专项整治,关停3000多家不符合安全生产的袜业相关企业。这些关停的小企业中,有的转移到了新疆、安徽、江西等地。吉林辽源等产区闻风而动,适时到大唐“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

市场不是规划出来的

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商户,提及大唐袜业,一致认为产业链非常完整,生产要素高度集聚是其核心竞争力。

浙江海润精工有限公司董事长顾伯生,常用“石油运进来,袜子运出去”,来形容大唐产业链的完备度。

顾伯生还有个身份是大唐袜业研究所所长。据他回忆,当年上海第一棉纺织厂的设备科长,是诸暨原宜东乡钟家村人。或许因这层关系,1969年,这个村以每台160元的价格,从上海买回16台手摇袜机,创办诸暨第一家集体袜厂。

当时的手摇袜机,每天能生产60双左右棉袜,每双袜子纯利一元钱。由于供应短缺,诸暨人都去那里买袜子,把这个小村庄都快撑破了。

很快,钟家村的农民发现,原料根本供不上,他们这个队办企业又搞不到。后来,还是这位设备科长指路:从国营袜厂买旧袜子拆线头。

1974年,在钟家袜厂帮助下,大松村的袜厂也发展起来了。随着地下织袜户的出现,做袜子赚钱的消息不胫而走,周围村镇的人都悄悄到大唐来学艺。

改革开放初期,大唐农村半数以上都成立了家庭袜机作坊。当时,经过大唐的杭(州)金(华)公路边,随处可见提篮的农民,攀着车窗兜售尼龙袜。

“提篮小卖很快被取缔,被迫辗转义乌。促进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育,也使得大唐无意中为全球袜业巨头贴牌加工。”顾伯生笃信,历史不经意间的选择,造就了至今仍存在的“大唐产、义乌卖”的袜业格局。

尽管这段历史尚未得到求证,在距离大唐不到60公里的义乌,同期放开小商品市场却是事实。

1991年,大唐建立了第一个轻纺原料市场。接下来,这里逐渐发展成为产业链完整、产品系列丰富、技术配套齐全、创新能力强大的产业集群。据测算,大唐因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优势,可以使成本降低1/4至1/3左右。

浙江诸暨袜业协会秘书长杨云贵坦言,大唐袜业集群的出现,更多是在市场中顽强“生长”出来的,而不是由政府规划出来的。

“袜痴”跪来第一桶金

直线距离200公里的上海,不但给了大唐袜业破土的“种子”,也给了它成长的“养料”。

顾伯生的舅舅在上海国营纺机厂做技术员,每年年假回一趟诸暨,走街串巷维修机器。

“我那时不到15岁,整天骑自行车驮着他,早出晚归上门去修袜机。”顾伯生笑着回忆说,“他一天能赚80多元钱,为了向他学点技术,回上海还得杀两只鸡给他。”

也许是当年受舅舅的影响,被称为“袜痴”的顾伯生,痴迷于各种袜机。这位1973年出生的企业家,体格健壮,一双大手强硬有力。

2000年左右,随着国企改革深入,脑子活络的顾伯生,将眼光盯上了国营袜厂的机器。

当他从报纸上得知,广东有家国营袜厂倒闭,有150台八折新的袜机要处理。颇为兴奋的顾伯生,东拼西凑借了50万元。这笔钱对他来说,就是一场豪赌,搞砸了倾家荡产也还不起。

整个拍卖过程比较顺利,当大货车停到厂区门口时,却被这家企业员工拦住了,说什么都不让拉走袜机。

顾伯生被逼无奈跑到法院求助,没人告诉他怎么办,他只能跪在门口求见院长。门卫看不下去了,悄悄告诉他,尾号03的车是院长的车,“一看车子来了,你就站起来往前冲”。

这招果然有效,院长被这位诸暨人的困境打动,派了20多个法警,把这批袜机“抢”了出来。

“如果拉不回来,他估计就得跳楼了。”与顾伯生相熟的杨云贵透露,这150台袜机,让顾伯生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在大唐,几乎每一位企业家,都有属于自己的奋斗剧本。他们或专注面料生产,或精于研发设备,或将销售作为主营方向,不断分化,不断裂变。

不再以产量论英雄

“目前,整个大唐有12万台袜机,高峰时达16万台,国内其他产区加起来才7万台。”杨云贵引用一组数据,标明大唐在袜业版图中的地位。

在《2019胡润全球袜业企业创新百强榜》上,共有36家中国企业上榜,其中26家在诸暨。同时,大唐袜业区域品牌价值估值高达1100亿元。

“大唐袜机响,天下一双袜”。杨云贵认为,大唐袜业过了以产量论英雄的年代,不在乎每年能织多少双袜子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调整结构,而不是增加产量。

由于贴牌代工的利润率偏低,袜企招工也越来越难。苏女士回忆说,年初在当地劳务市场举了几天“招工”的纸牌,鲜有问津。

“前段时间,一家企业出价5800元,好不容易招了一个挡车工,还没有带出劳务市场,就被另一家企业加价‘截胡’了,双方为此还发生了口角。”大唐本地袜企老板许知平,感觉更加明显。

许知平告诉记者,他一共有160多台袜机,前年一个挡车工月工资5300元,去年有企业开到了6000元。

“现在招工越来越难。”他补充说,过去老员工会带着学徒来,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学,这两年也带不来人了。

借助“袜艺小镇”建设,诸暨力推以研发升级、机器换人、电商换市、市场整治、金融创新为手段,促袜业提档升级,构建全新的袜业“生态链”。如今又将袜业数字化,作为提质增效的突破口。

“坚持哥”“押宝”智能化

一提到袜业数字化,大唐“坚持哥”就像打了鸡血,总有说不完的话。

“坚持哥”是浙江秀欣科技总经理何朝阳的微信昵称。这位企业家身材敦实,说话大声,介绍工厂时眼中闪着光。

已经做了20多年袜子的何朝阳,发现生意越来越难做。年轻人不肯到厂里做工,挡车工每月开到6000元钱还难招。2016年,袜厂亏损500万元。

无奈之下,他“押宝”数字化和智能制造,研发数字化管理系统,借助物联网技术,实时掌控袜机状态、订单进度,把功夫下在了智慧工厂上。

走进偌大的车间,每台机器配装的显示屏格外亮眼。当机器断线需要维护时,头顶灯光变亮。一位年轻的女工,踩着电动平衡车,带着一股酷劲儿来到现场。

就是这样一位上班像玩儿似的工人,管着上百台袜机,这种效率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何朝阳轻轻拍着眼前这些会“思考”的袜机说,秀欣科技一共822台袜机,一年能生产9000万双袜子,但工人从300多人降到了50多人。

“袜机没有改造之前,有时一天断线近百次,工人在车间来回接线,算起来要走好几公里。改造之后,机器稳定性提高,每天断线最多20次。”何朝阳有计划去非洲设厂,等到技术进一步成熟,甚至有可能到欧美设厂,“但控制中心放在大唐”。

“坚持哥”并不准备独享智能化的甜头,相反正积极地推广经验,“让袜子这个传统产业有质的飞跃”。

“跨界者”牵手“珍珠生活”

与善用数字化“翩翩起舞”的何朝阳不同,浙江珍珠生活馆创始人刘训林,将创新着力在“跨界”上。

在诸暨众多袜企老板中,大学就学习针织专业的刘训林,是难得的科班出身。2000年,他创办泰荣针纺集团。有别于其它代工企业,刘训林在欧美设立办事处,绕过外贸公司直接和品牌方合作,把外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即便如此,刘训林深刻体会到,“为她人做嫁衣”的时代终将结束,必须“回归”国内市场。

珍珠、袜业是诸暨市两大传统产业,前者利用率低,后者附加值低。刘训林偶然间获悉,东华大学成功研制出了珍珠纤维,但是如何应用还不得而知。

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于是投入5000万元经费,买断了珍珠纤维产品发明专利,研发可用于工业生产的珍珠再生纤维素纤维。

珍珠和袜子“牵手”,是怎么样的“体感”?走进珍珠生活工厂体验店,装修清新自然,整洁干净。触摸“珍珠袜”,因为含有珍珠成分,手感柔和,可吸汗防臭……

在大唐,围绕一双袜子的创新不仅于此。发热锦纶丝和冰凉锦纶丝、量子能量袜、防静脉曲张医疗袜、防勾丝“菠萝袜”……

针对赛马马蹄容易受伤的特点,一家袜企另辟蹊径研发赛马马蹄保护袜,让小镇制造融入欧洲“赛马圈”……

这个靠贴牌代工闻名的世界袜厂,正通过创新和智能制造,努力走向制造业“微笑曲线”的两端。

一个没有围墙的世界袜业工厂,或许就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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