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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深圳机场2.5公里的一宗黄金地块，在画家商人、高利贷公司、地产国企、神秘官员之间的流转仍然在继续。

去年9月，界面新闻报道《深圳机场以北 一座房价1.1万元的“花园”和一宗黄金地块失去的25年》，位于宝安机场附近的达利花园，项目公司达菲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简称“达菲地产”)90%的股权，被原股东美达国际商务公司(以下简称“美达国际”)出售给深圳信达置业有限公司(简称“深圳信达”)控制的宁波汇融沁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宁波汇融沁誉”)。

股权转让总代价为12.3亿元，双方设计了分三期付款的交易结构，第一期付款金额为2.3亿元，先决条件是将达菲地产90%的股权先登记至宁波汇融沁誉;第二期付款金额约9亿元，先决条件是画家商人张雨方控制的美达国际，协助深圳信达办理好土地权证、建设规划许可证等。

这个计划败给了拆迁，为满足达利花园二期约3万平方米土地建设规划条件，需要拆除五栋达利花园一期房产，其中三栋掌握在同一业主苏岩手中。

最初，张雨方控制的深圳市达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简称“达菲文化“)，与苏岩达成以0.9万元/平方米的收购协议，合计约0.66亿元。关于此笔款项支付，深圳信达与张雨方发生分歧，最终导致苏岩以合同款项延迟支付为由解除收购协议、退回收购款，并声称“低于1.5亿元免谈”。

2014年下半年开始，深圳房价开启上涨通道，一宗拖延25年开发的黄金地块，也由此开启了奇幻“漂流”，各路人马在欲望驱动下轮流上场，最接近成功抹平这块城市“伤疤”的是美达国际与深圳信达的合作。

这项看似完美的合作以诉诸法律为结局，其中更多细节近日被深圳福田区人民法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曝光。

编号为(2017)粤0304民初47295号的案件显示，达菲文化诉达菲地产，要求其返还苏岩退还的0.66亿元合作款，理由是此笔款项的性质为：达菲文化委托达菲地产将应清偿给深圳市达菲科技企业有限公司(注：张雨方实际控制的企业)的款项直接支付给苏岩。

福田区人民法院查明认为，美达国际向宁波汇融沁誉转让达菲地产90%的股权，转让对价中包含宁波汇融沁誉代达菲地产清偿所欠债务，其中欠达菲科技债务约0.78亿元。当达菲地产向苏岩支付0.66亿元后，表示达菲地产履行了债务清偿关系，完成了委托付款的合同义务，当苏岩退回款项时，达菲地产占有该款项已没有法律依据。

福田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达菲地产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将0.66亿元返还给达菲文化。

宁波汇融沁誉拥有达菲地产90%的股权，深圳信达于2016年底从宁波汇融沁誉退伙，收回资金7.35亿元，而深圳信达在最初转让协议中仅支付第一笔款项2.3亿元。宁波汇融沁誉的接盘者为东莞市东城区原区委书记刘贺超控制的企业。

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刘贺超控制的企业最初通过认购“东莞信托·鼎信-达利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4亿元劣后资金，另外募集6.71亿元优先级资金持有宁波汇融沁誉的基金份额。信托计划去年底到期后，刘贺超实际控制的三家企业持有宁波汇融沁誉的全部股权。这意味着，刘贺超目前实际控制着达菲地产，将承担返还达菲文化艺术0.66亿元款项。

公开司法资料还显示，美达国际作为原告，达菲地产、宁波汇融沁誉作为被告的另一宗案件也正在走司法程序，美达国际以宁波汇融沁誉违反协议约定合伙人在合作期间不会退出的条款为由，主张解除当初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要求宁波汇融沁誉返还达菲地产90%的股权。

关于上述两宗诉讼案件，刘贺超回应界面新闻称，返还0.66亿元的诉讼目前仅是一审结束，等到终审判决之后，将履行作为达菲地产股东的责任，而关于另一宗案件以及达利花园再次“烂尾”事项，刘贺超则以其“已经退休”为由，拒绝透露更多信息。

公开资料中，刘贺超原名为“刘贺钊”，曾任东莞市东城区区委书记，于2006年前后退休。2007年9月，东莞旗峰山酒店有限公司成立，香港公司科骏投资有限公司持股70%，自然人刘仲荣持股30%，刘贺超担任董事， 王荷担任董事长。

东莞旗峰山酒店有限公司是位于东莞市东城区旗峰山铂尔曼酒店的业主。接近刘贺超的知情人士告诉界面新闻，刘贺钊即是刘贺超，王荷与刘贺钊为夫妻关系。据香港公司注册处资料显示，王荷全资拥有科骏投资有限公司。

刘贺超还曾以重组负责人的角色，参与东莞地产大佬联华国际的债务重组，联华国际的部分地产项目卖给了东莞万科。另外，刘贺超与其女儿刘晓冰实际控制合肥市百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后者开发了建面24.7万平方米的合肥百利中心综合体项目。

从高利贷商人到国企信达地产，再到下海官员刘贺超，位于深圳机场边的达利花园项目仍然处于烂尾状态，等待着最后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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