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民众正在使用手机支付。 中新社记者 张云 摄

中国社科院专家：改革红利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社科文献共同主办的“中国经济前沿”丛书·《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第2卷)：人力资本、创新和技术变迁》新书发布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和中国社科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作为本书的重要作者，在书中阐述了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潜在增长率面临下降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挖掘改革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提高潜在增长率有两个源泉。一是保持传统增长动力。这并不是意味着维持传统的要素投入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而是着眼于挖掘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供给潜力，延长人口红利。二是启动新的增长动力。这主要在于加大人力资本积累的力度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两个经济增长源泉，都意味着要挖掘改革红利。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高劳动者在高生产率部门的参与率。由于几乎所有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归根结底都与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有关，因此，增加劳动力供给可以显著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作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结果，不仅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处于负增长之中，即使考虑到现行的劳动参与率，15—59岁经济活动人口也将于2017年以后进入负增长。因此，劳动力总量已经不再具有增长的潜力，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唯一出路在于提高劳动参与率。而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最大潜力，在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而稳定农民工在城市经济和非农产业的就业。

第二，提高总和生育率，均衡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根据中国和国际经验，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生育政策本身所能发挥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不过，鉴于中国自1980年始实施了长达35年的以“一个孩子”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允许生育二孩的改革预期可以在一定时间里产生提高生育率的效果。一般认为，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1.5，生育政策调整将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生育率向2.1的替代水平靠近。政策模拟表明，如果总和生育率提高到接近1.8的水平，与总和生育率1.6的情形相比，可在2036—2040年将潜在增长率提高0.2个百分点。值得指出的是，旨在均衡人口发展的改革，不应止于生育政策调整，还应该包括其他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完善，通过降低家庭养育孩子的成本，让人们能够按照政策要求和个人意愿决定孩子数量。

第三，保持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经济学家从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发现，任何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一个以结构调整为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之后，都必然经历一个由人力资本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研究表明，对教育和培训发展做出合理假设，从而预期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可以得到一定提高的情况下，在未来将潜在增长率提高约0.1个百分点。这个改革红利对于旨在维持中高速增长，避免过早陷入中速甚至中低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来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数字。况且，这还仅仅考虑了人力资本的数量。如果考虑到教育质量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会显著提高，比生产率的贡献还要突出。

第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获得更可持续的增长源泉。理论上可以预期，计量分析显示，尽管提高劳动参与率有助于提升潜在增长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效果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潜在增长率的推动作用，不仅立竿见影，而且经久不衰。随着经济日益进入一个新古典增长阶段，一方面，中国经济越来越依靠科学技术创新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通过清除体制性障碍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间仍然巨大。模拟显示，2011—2022年，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提高1个百分点，潜在增长率可以提高0.99个百分点。

从供给侧因素观察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一方面，我们的确不应期冀一个与周期因素相关的V字形复苏;另一方面，在假设不同改革力度和效果的情况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获得的红利也有差异。越是深入的改革越能产生显著的红利，未来的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轨迹越接近L形。

总之，随着中国经济转向新常态，如何通过推动改革实现可持续增长成为首要问题。中国获取改革红利的最好方式就是进一步明确改革方向，推动务实改革，重建激励机制，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

关键词： 中国社科院 红利 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