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党校的课堂上，我接受了这样的权力观——

焦裕禄是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他的二女儿焦守云回忆，我的舅妈对我家帮助很大，一直在我家帮忙，缝补浆洗、做衣做饭，非常辛苦。一天我舅妈对我妈妈说，你侄儿高中毕业在大队当会计，能写会算的，你给他姑父说说，给孩子找个工作吧，哪怕是给他当个通信员，也比用别人强吧，我妈就硬着头皮向我爸提了这事。果然，焦裕禄不容置辩地说，国家招工是有计划的，我虽然是县委书记，也不能随便安排人。我有这个能力，但是我没有这个权力!

毛泽东也是“慎权”表率。新中国成立之初，杨开慧烈士的胞兄杨开智，希望能到北京工作，或者在湖南安排个“厅长方面的位置”。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致信杨开智，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毛泽东还同时致电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

“我没有这个权力”——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听到的最美的声音!想一想，说出这句貌似不近人情的话，需要多么磊落的内心、多么坚定的信念、多么巨大的勇气啊!这样的权力观，发乎本真，行之于外，云垂海立。

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权力观呢?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也就是说，它决不是有些人所谓的“有权即有理”“权力会奴化一切”“当权若不行方便，如入宝山空手回”……它只属于人民，“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

权力观，既是检验党性强弱的“试金石”，也是考验执政能力的“火焰山”;既是驾驭好人生航程的“校正仪”，也是守护住事业基础的“生命线”。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必须敬畏权力、慎用权力，牢记“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巴拉·W·塔奇曼在《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一书中写到：几位记者从延安回来，向蒋夫人赞扬共产党人廉洁奉公、富于理想和献身精神。宋美龄感触良深，默默地凝视长江几分钟后转回身，说出了她毕生最悲伤的一句话，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权力的真正滋味如何?我想，中国共产党人早已尝到了，只是这滋味恐怕与蒋夫人所理解的不同。这滋味，是为人民服务的责任，而非一己一私之快意;是大公无私、公私分明的恢廓大度，而非“家天下”“一言堂”的顾盼自雄;是敝裘羸马、力疾从公的担当，而非闭门酣歌、得荫忘身的恣肆……秉持这种权力观的共产党人，恒河沙数，盈千累万，我就耳闻目睹过不少——

1985年，曾志留在井冈山的儿子石来发带着孩子到北京看望已是中组部副部长的曾志。当时石来发一家生活困窘，他的儿子石金龙就向奶奶委婉地提出能否帮忙解决“商品粮”。话还未说完，曾志的脸色就沉了下来……收拾碗筷时，曾志说，你看我们吃的都是农民种的，有田种，何苦呢?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石金龙一家对此事都难以理解。解决个“商品粮”还不是举手之劳吗?曾志临终前，专门对石金龙说：金龙啊，对你们家照顾不到，你能体谅奶奶吗?直到这一刻，石金龙一家才真正理解了老人：老人不是不关心儿孙，而是身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她不能动用手中的权力为儿孙谋任何利益。

甘祖昌将军的小女儿甘公荣讲过：我爸爸是绝对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力为我们找工作的。大姐在吉安卫校读书的时候想当兵，爸爸说，他不能出面去帮她，因为这里的指标很少，有不少烈士的子女也想当兵，还是让他们去吧!大姐就说，那我就去新疆报名。爸爸说，那也不行，新疆有新疆的指标，你插进去，不就打乱别人的征兵计划了吗?后来大姐只能自己去吉安报了名。有次爸爸带妈妈去吉安看病，吉安军分区的领导听说爸爸来了，就赶去看望他，并跟他说大姐报名参军了，想听听首长的意见。爸爸说，她想当兵我没意见，但是希望你们在体检的时候严格把关，看看她身体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知道她的眼睛有点近视，是不太合格的。大姐听了这话，当场就被气哭了。

这就是优秀的共产党人，一涉及私，就是一句“我没有这个权力”。在他们的世界里，权力不是代表领导威权的一张虎皮，而是人民群众赋予依赖的宝贵凭信：“我们必须吃苦在前，只有把人民的事情办好了，我们共产党人才可以考虑办一办自己的事。如果我们党员队伍中出现了先为自己办事的人，那就要毫不客气地把他开除出革命队伍去!”

道高益安，势高益危。知权之轻重，才能用好这秤之杆、锤之柄、拄之杖。愿我们每个共产党人都经常用权力这面“镜子”照一照自己，把“我没有这个权力”当成座右铭，甚至让它成为流行语。

(作者系中央党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修班〈第1期〉学员，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原载2018年5月25日《学习时报》)